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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需要20%左右的增长

樊纲：中国需要20%左右的增长 2006-09-05 13:52:26 来源：2006年09月05日《新青年·权衡》杂志分享到：我们需要投资有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1%，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30%。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进口需求会有所增长，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但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达到614亿美元，按年率算比去年又增加20%，对GDP的比重也进一步加大到7%。

此时，中国GDP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5%以上。同时，大量贸易顺差伴随着外资流入，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大，使经济发生过热。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储蓄太多、消费太少是导致内外经济失衡的原因。很多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要通过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来纠正经济失衡。但在我看来，这些对策在短期内很难奏效；有些对策所依据的经济分析，也经不起认真推敲。

消费低是因为收入低

首先，中国的消费增长并不慢。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它不会出现像投资那样的50%的剧增，从来没有发生像韩国那样的信用卡泡沫导致的高增长，也没有发生像投资那样在1999年的5%的低增长。消费的实际增长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即使是GDP中的消费(即消费品增加的部分)，仍然是9%左右，与GDP的增长基本持平。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当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因—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下降，而是因为投资的增长过快，导致了比例关系的变化。这两个原因的政策含义完全不一样，因为要恢复比例，是抑制投资的增长，还是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在投资增长过热的时候再去刺激消费，那会使经济更过热。正确的措施只能是抑制投资的增长以恢复GDP当中比例的平衡。

其次，怎么才能使消费更快地增长？现在国际、国内有一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的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似乎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人们多消费，就可以解决世界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达到人均接近40000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

在国内，人们现在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是收入水平低而不是消费水平低。中国农民其实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医疗还没有着落。

因此，中国消费的增长绝不可能靠刺激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的增长，包括投资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不可能靠政府补贴来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

靠政府补贴提高消费不现实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40%左右的储蓄率确实是有其原因的。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有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人们储蓄率过高的原因。这都是对的。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发展与改革，所以不可能指望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我想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个因素。目前的情况是，在所有就业人员中，80%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工人，收入平均只有1万元左右一年，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只有3000元一年。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是在整个经济当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80%的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由于劳动市场竞争激烈，工资率提高有限)，而主要是通过每年10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这1000多万人的收入提高来实现的。

剩下的60%的GDP增长都被20%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得，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较低的人，储蓄倾向较低。中国多数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到了只占20%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

也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可能一下子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的阶段，而是要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解决，不可能像现在有些人所鼓吹的那样靠政府的补贴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基本的道理是：我们不可能用从20%的人那里征来的税收去补贴80%的人(请注意在我国这80%的人都还不够纳税人资格)来提高消费，这种补贴办法是不现实的、不可持续的。更何况补贴消费的政策历来都是不起作用的。

中国需要20%的投资增长

中国投资太多导致经济过热，全世界都会过热，不是好事。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我们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同时，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投资，当中有许多东西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这个部分还在增长—从1998年引入住房贷款后，这一项一直是直线上升，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消费，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大量的城市基础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就是说，中国目前阶段的投资当中大量的投资是公共消费品投资，全世界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正在城市化的初期，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现在私人消费大幅度增长，但是公共消费品缺乏，而公共消费品的提供，是将来家庭消费增长的基础。中国正处在这个阶段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住房消费、公共设施消费，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短期需要的，也是长期需要的。

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现在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因为他们现在挣得多，存得多。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这种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保持总需求各个部分的稳定增长，不是只强调消费的增长，出口、投资都需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GDP的35%-40%是资本形成，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恐怕在近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阶段上的增长结构相比较，这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而直接把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当前的结构相比，进而指责中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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